很多人看这段历史，容易简单理解成站队，以为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的人，之后就会被搁置、不再得到信任。但当年红军刚刚走出绝境的时候，党中央处理路线分歧的方式，和大家想象里完全不一样。 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，核心是纠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指挥。博古作为当时中央总负责人，他的主报告把失败原因归结于敌人力量太强，回避了指挥上的问题。毛泽东随后发言，直接点出进攻时冒险主义、防御时保守主义、突围时逃跑主义这几方面的问题。大部分参会指挥员都认同这个判断，但是凯丰站出来公开反对，他说毛泽东不懂马列，打仗只是靠着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。毛泽东当场反问他有没有读过这本书，知不知道篇目，凯丰答不上来。会上的争论很激烈，凯丰坚持认为博古、李德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认可的路线，不愿意接受批评。 博古交权之后，依旧是政治局常委，属于正常的常委分工调整，并没有被排除出领导层，很快被安排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，之后转正。长征路上，博古跟着队伍行军，参与部队政治动员、宣传和群众工作。过草地的时候，他和其他干部一样跟着队伍徒步，处理沿途的民族工作，传达中央的决定。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，张国焘提出不同意见，博古站在中央一边，支持北上的方针，反对向川康边境退却的想法。 到了陕北之后，他陆续承担不少重要工作。西安事变爆发，中央派博古和周恩来、叶剑英一起前往西安，参与谈判，推动事变和平解决。抗战开始，他负责新华通讯社，后来到南方局做组织工作，再回到延安主持《解放日报》。他还翻译马列著作，供干部学习使用。这段时间，他持续检讨之前的教条主义错误，在整风期间多次做自我批评，承认自己要为前期的错误负主要责任。 凯丰的情况不一样。遵义会议之后的一两个月，他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。但是随着四渡赤水、娄山关战斗接连取胜，红军一次次从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面跳出来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他慢慢意识到之前的想法不对。大概两个月之后，在威信召开的干部会议上，凯丰主动做检讨，收回之前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。他后来自己回忆，当时是因为对苏区的真实情况不了解，被教条理论束缚，才会说出那些话。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，当年遵义会议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，党内这种争论，属于认识层面的路线分歧，不是敌我矛盾。开会的时候允许发表不同意见，只要服从组织决议，不搞分裂、不搞私下串联对抗中央，组织上就不会一棍子打死。博古虽然之前负总责，造成严重损失，但他在组织作出决定之后，能够平稳交权，没有拉着一部分人对抗中央，愿意接受分配、继续为党工作。凯丰在会上言辞尖锐，但是他只是在会议上公开表达观点，没有密谋闹事，后来看到实践结果，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。 当然，信任不等于不追究错误。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，系统梳理土地革命后期左倾教条主义的问题，博古、凯丰都要在会上检讨自己过去的问题，把错误讲清楚，接受同志们批评。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，凯丰没有选上，也能看出，曾经的错误不会一笔勾销，组织有客观的评判。博古当选中央委员，但是他自己一直没有回避责任，多次主动说起当年的失误。 博古后来在1946年返回延安途中，飞机失事遇难，也就是四八烈士。凯丰建国之后调到东北工作，之后回到中央宣传部，1955年病逝。两个人走过的路差别很大，但是从遵义会议之后，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，没有因为曾经站错队就消极怠工，或者走向对立。 这么多年，很多人看这段历史，容易用简单的对错标签去评判当年参会的每一个人。有人觉得凯丰当众挖苦，就不该再给他机会；也有人认为博古犯下这么大的错，能平稳交权、继续被任用，恰恰说明这个政党和别的旧式团体不一样。党内的批评和团结，界限到底在哪里，怎么对待犯过路线错误、但是愿意改正的同志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有不少不同的看法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