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石牛对石鼓，金银万万五，谁人识得破，买尽成都府。” 这首在四川民间代代相传的歌谣流传三百多年，长久以来，大家只把它当作一则寻宝传说，当作地方闲谈。谁也想不到，彭山岷江之下，确实埋藏着明末战乱留下的遗物。直到考古进场勘探发掘，这段悬而未决的往事，终于落到实处，江口沉银不再只是民间传闻。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，就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的岷江与锦江交汇河段，也就是当年江口之战的古战场。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，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局势急转，清军压境，杨展这支南明武装扼守水路。张献忠打算带着多年收集的金银物资，乘船沿岷江南下，计划进入湖广。船队行至彭山江口，遭到杨展预先布置的伏击。江上仓促开战，大西军抵挡不住，战船起火倾覆，大量金银连同兵器一同沉入江中，就此沉寂江底。这段战事，在清代彭遵泗《蜀碧》、费密《荒书》当中都留下了文字记录。 此后数百年，不时有人在江边捡拾到零星遗物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就已经有江底文物偶然出水，只是数量太少，没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。2005年当地开展饮水工程施工，挖出一截用来盛装银锭的原木木鞘，里面装有七枚银锭，银锭上面铭文清晰，第一次拿出扎实的实物证据。2011年河道采砂作业，又捞到金册、西王赏功钱币，沉银一说可信度越来越高。 宝物露头之后，盗掘活动随之兴起。大约从2013年起，非法潜水盗捞越来越猖獗，不少珍贵文物流散，遗址埋藏环境遭到破坏。为抢救文物、厘清史实，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，正式启动江口沉银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，这项规模浩大的内河考古工程就此开工。 普通水下考古依靠潜水作业，岷江河道水流复杂，河底堆积厚层砂卵石，大面积发掘难度很大。考古团队因地制宜，抓住每年岷江枯水窗口期，在发掘区域修建围堰，把江水隔开抽干，将水下发掘转为滩地上作业。这套围堰施工的办法，后来成为国内内河浅水遗址发掘可供参考的成功经验。 正式发掘一共开展五次，时间跨度自2017一直延续至2022年，后两期发掘，是配合岷江航电与河堤复建工程实施，五次累计出水文物七万余件。 2017年第一次发掘，发掘面积约一万平方米，出水文物三万余件，直接确认沉银遗址位置，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大量带有地方税银铭文的官银、大西政权钱币与兵器出土，还原当年江上作战的场景。 2018年第二次发掘，历时近三个月，同样出土一万两千余件文物。除金银器物之外，还出土了蜀王金宝，金印破碎成十多块；同时清理出大量铁刀、矛、箭镞、火铳等实战兵器。这批兵器证明这里并不只是一处财物沉船地点，本身就是古战场，补上江口之战的诸多细节。 2020年第三次发掘收获最受瞩目，国宝蜀世子宝金印出土。这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明代世子金宝实物，金印重约16斤，含金量高达95%，发掘时碎裂为四块，是蜀王世子的身份信物。一同出水的还有藩王金册、王府首饰与各类官银，从中能够直观看到明代藩王的财富规模，也有助于理解大西政权财物的来源。 第四、第五期发掘向外扩大勘探范围，借助物探测绘手段摸清遗址范围，持续发现新文物，荣世子宝金印、永昌督理之印银印，都是后两次发掘当中的重大收获。 出水文物种类繁多，彼此相互印证，构成一份明末实物史料。西王赏功金银币、大顺通宝，是大西政权真实存在的物证；五十两官银刻着府县、年份、税课记录，可以直观还原明末赋税征收与白银流通；藩王金册、金银首饰，见证明末藩王积攒的巨额资产；各类火器冷兵器，反映明末军队装备水平。 这次考古的价值，早已超出寻找金银本身。 考古成果用实物印证了《蜀碧》《荒书》等地方史料记载，平息长久以来关于江口之战、沉银真伪的争论；大量带铭文银锭，为明末经济、赋税研究提供一手材料；围堰考古的实践，给国内江河遗址探索提供可行方案。 如今遗址旁建成江口沉银博物馆，大部分出水文物长期在此陈列展出。 岷江依旧向东奔流，江水冲刷三百余年，终使这批乱世遗物重见天日。江口沉银考古，不只是一次重大文物发现，更是和一段明末历史的隔空对望。泥沙埋住金银，却埋不住王朝更迭的印记，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踏实地勘探清理，还原真实过往。 特别
